从客观角度深度剖析中国古代“智防”的策略及运用

啊猛

我国古代诸王朝几乎都曾有过边疆 防御 的艰难经历 ，对此学界业 已有很多研究并有大量学
术成果面世。我国古代进行边疆防御从来不是随意进行 ，事实上每一王朝 的边疆防御都倾注 了
军事谋略与丰富智慧 ，充分重视与利用 了边疆地理形势 ，因而莫不具有“智防”的特点。
若对我国古代边疆防御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考察 、对 相关文献记载进行分析 ，即可发现从西
周王朝开始就在边疆防御中构建“城防”和“人 防”工程 ，而“智防”现象也 已肇始 。在边疆
防御 中，“城防”与“人防”是实体或显性防御工程 ，而“智防”则是一种虚拟亦即隐性防御
工程 。若就实质而言 ， “智防”是“三防” 工程中的一种特殊工程 ，也是核心所在 ，其总是对
“城防”和“人防”工程起着指导、统帅和思想支撑的作用。同时 ，在考察“城防”与“人防”
工程的缘起问题时，即可得知历代实体或显性工程都源于“智 防”这一隐性工程 ，并在其支配
之下发挥各自作用 。以上“三防”工程 ，实 际上也是三种相关联的御边策略，都是将我国军事
谋略运用于边疆防御的具体体现 。我国古代的 “三防” 工程极为复杂，其中大多构建于诸王朝
实际控制区之内，也有一些则构建于实际控制区之外 ，因此对其要能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与认识 ，那就必须进行探讨与阐释。


一古代“智防” 策略考释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 ，自商代末年起 ，因周人伐纣就已出现了严峻的边疆防御形势 ，到了西
周 ，边疆形势一度达到了“四夷交侵”④的危机程度。在此后 每一王朝所遇到的边防形势 同样无
不严峻 ，甚至有 的王朝曾因御边不 当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 ，还有些王朝因此而亡 国。在 3000多年历史上 ，众多王朝统治者及其文臣、武将 ，经常总结边疆防御经验 ，也吸取其教训 ，并把军事谋略运用于边疆防御之中，从而逐渐形成了我国边疆防御的 “智防”策略
我们要能正确认识边疆防御的 “智防”策略 ，首先应对
“智 防”一词含义有所了解。 《说文》 释“智”道 ： “智 ，识词也。”段玉裁注道：“此与矢部‘知’音 、义皆同，故二字多通 用。”释“防”道 ：“防，堤也。”段玉裁注道 ：“《
周礼 ·稻人》 日：‘以防止水 。引申为凡备御之称。”，站 《康熙字典》 释
“智 ”道 ： “《释名》，智 ，知也。无所不知也 。”“防”道 ：“《广韵》 防御也”、“守御也”。陆尔奎等编
《辞源》 释“智”道：智 “愚之反 ，深明事理也 。凡多计虑、谋略 、技巧者 ，皆为之智”[3]38。释 “防”道 ：防 “堤也 。鄣也 ”。“备也”。
“凡有 所 戒备 皆日 防。如海 防、边 防。” 《辞海 》 缩 印本 释 “智 ” 为“智 慧；智 谋”川 ；又释“防”为 “防备 ；防范 ”与 “防守；守御”
在我国古代 ，很多人都曾对运用军事谋略与智慧进行边疆防御问题有过论述 ，对我们进一
步理解“智防”策略含义很有助益。明代吴节《边务疏》 说 ：“人君负天下之大任 ，必合天下之众谋 ，而后能成莫大之功 ，建不世之业。从古 以来 ，未有不谋而成者也。”在古代 ，对
“智防”策略阐述最多、最为深刻的当数明太祖朱元璋。如朱元璋在《谕晋王榈燕王棣敕》 中曾指出：“历代守边之要 ，未尝不以先谋为急 ，故朕于北鄙之虑 ，尤加慎密。尔能听朕之训 ，明于事势 ，机无少懈 ，虽不能 胜 ，彼亦不能为我边患 ，是良策也 。善胜敌者胜于无形 ，尔其慎
哉 。” 朱元璋又说 ：“御边之道，固当示 以威武 ，尤必守以持重 ，来则御之 ，去则勿追，斯 为
上策。” 儿朱元璋在《谕大将军徐达敕》 中甚至说 ：“古之智将 ，谋虑深长 ，有鬼神不测 之
机。乃为上智。尔其免之。”据上看来 ，在我 国历史上进行边疆防御时所运用军事谋略
与丰富智慧就是“智防”策略 。

• 古代“智防”策略诸范例探索
  

早在先秦时期 ，我国的谋略学即已发展到很高水平 ，《
孙子兵法》 是当时最具代表性 的谋略
学著作；在同一时期的 《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及诸子的著作中也都记载着不少奇异的谋略。在汉代及其以后的正史 、类书和私家著作 中同样有着丰富的谋 略记载。以上史籍所 载
谋略中，很多曾运用于边疆防御 实践 ，并 收到 良好效果 。为了从根本上认识我国古代边疆所 实
施 的 “智防”策略，现将经长时间探索所筛选到的以下三个“智防”策略范例略述于后 ，以此
说明我 国古代边疆“智防”策略之要义赵 充 国 “坐胜之 道 ” 策略
我国古代“智防”策略的实际运用 ，在边疆防御中几乎表现为时时处处都按谋略行事的特
点。汉将赵充国在河湟地区防御羌人之时所采取的 “坐胜之道 ”即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
汉宣帝元康年间 (前 65一前 62)，河湟地 区诸羌“解仇交质盟诅”，欲消除部落间相互仇
恨、联合寇汉 ，甚至向北方匈奴“耩兵”图谋阻断汉通西域道路 。在此情况下 ，赵充国以70高
龄上奏宣帝 ，请求率兵出师金城郡 ，以便安定河湟羌人 ，得到宣帝批准。当时 ，汉宣帝意在以
武力平定羌人扰边 ，并已下令“发三辅 、太常徒弛刑 ，三河、颍川 、沛郡 、淮 阳、汝南材官 ，金城 、陇西、天水 、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 ，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 屯其郡者 ，合六万人 ”力图一举讨平河湟羌人。对此 ，赵充国等上奏曾提出以下
“全师保胜安边之册”，即 “捐罕、开蔺昧之过 ，隐而勿章 ，先行先零之诛 以震动之 ，宜悔过反善 ，因赦其罪 ，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掎循和辑”，结果受到了汉宣帝的斥责。此后 ，赵充国仍坚持己见 ，并上《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折 ，详细陈述 自己的主张 ，继而宣帝又提 出了质疑 ，赵充国为此又上奏并提出了实施
“坐胜之道”策略。从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及相关奏折所陈述看 ，赵
充 国 “坐胜之道”策略 以为 “羌虏易以计破 ，难用兵碎” 粥 ，因此适宜采取
“坐胜之道”，以计消除边患。赵充 国这一策略的具体内容主要是 ：吏士万人留屯田积谷 ，以为武备 ，对羌人威德并行 ；汉兵进驻河湟
“肥饶之 野”，迫羌人逃离 ，使其“不得 归肥饶之野 ”，以此“贫破其众”；羌人
“亡其美地蔗草，愁于寄托远逐 ，骨 肉离心 ，人有畔志 ，而明主上般师罢兵 ，万人留田”，羌人来降 ，此即 “支解羌虏”之具也盯；汉兵不出 ，令反畔之虏 (即羌)窜于风寒之
地 ，离 (即遭)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从这些军事谋略里我们看不到动用
兵力之计 ，所见者都是不用兵而坐等消除羌人之患的策略。



2.“不战而屈人之 兵” 策略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 ，善于御边的王朝及其将领 ，莫不推崇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策略 。虽然御边是古代王朝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并非总是随意把战争加于扰边民族与外国。从考察我国古代御边史即可知道 ，历代王朝在御边时 ，实际上在大多情况下 运用的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御边策略。至于战争方式往往是在边疆地区不断遭受扰掠、且多在用非战争方式应对无效情况下才迫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在我国古代御边中 ，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 ”军事策略具有悠久历史。战国末 ，赵国北界
经常受到匈奴 的威胁 ，于是赵王派将军李牧率兵
“居代 、雁门备匈奴 ，以便宜置吏 ，市租皆输入莫府 ，为士卒费 ，日击数牛饷士 ；习骑射 ，谨烽火，多间谍 ，为约日：
‘匈奴即入盗 ，急人收保。有敢捕虏者斩 !’匈奴每人 ，烽火谨 ，辙入收保不战。如是数岁 ，亦不亡失 。”对此 ，赵国将士与赵王皆误以为李牧
“怯”懦 ，赵王因此而撤换李牧边防将领之职。继任赵将者 ，则令赵军
“屡 出战，不利 ，多失亡 ，边不得田畜”。多次失败的沉痛教训 ，迫使赵王不得已复请李牧守
边。李牧为此向赵王提出 ：“必欲用臣，如前 ，乃敢奉令。”赵王“许之”。“李牧至边 ，如约”
，即恢复原来“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 ，使“匈奴数岁无所得”这样 ，在一段较长时间里 ，李牧“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先后都取得了成功。
“和亲”也是中原王朝所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 ，王昭君下
嫁匈奴单于后 ，北方边疆战事一度消除。唐朝初年 ，吐蕃在西北强盛起来 ，对唐朝构成了威胁
，其首领松赞干布此时向唐朝 “请婚”，唐太宗不许，吐蕃遂派兵攻唐松州 (今四川松潘)。继而唐朝统治者权衡利弊得失后 ，又同意下嫁文成公主实现了“和亲”，从而避免了战争 。唐初 ，铁勒部遣使来“请婚”，贤相房玄龄曾称颂道 ：“
今大乱之后 ，疮痍未复。且兵 凶战危 ，圣人所慎 。和亲之策 ，实天下幸甚。”
《唐蕃会盟碑碑文》 甚至说 ：“再续慈亲之情 ，重申邻好之义”，“
使其西界烟尘不扬 ，罔闻寇盗之名 ，复无惊恐之患”。唐 中宗赞颂 “和亲” 为
“斯盖御字长策 ，经邦茂 范”。伟 大诗人 杜甫也 赞道 ：“近 闻赞普 更求 亲，舅甥 和好应 难弃 。” 在我 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和亲”事件 ，起到“屈人之兵”重要作用 。“和亲”一旦获得成功 ，中原王朝最高统治者就与边疆民族首领之间结成了翁婿关系，从此仇敌变成亲戚 ，
已往世仇即刻化解 ，边境硝烟随之散去 ，边疆人民就会过上一段和平生活。
3.“天子 守在 四夷” 策略
“天子守在四夷”御边策略 ，是春秋时期总结西周以来御边经验时所提出。《左传》 昭公二十三年条沈尹戌日：“古者 ，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守在诸侯。” 。其实，古代
“天子守在 四夷”策略，其意并非指天子率兵屯驻
“四夷”之地 ，而是中原王朝采取“以德怀之”、“以威服之”等策略 ，使四夷臣服中原王朝 ，中原王朝委任其首领为当地长官，保持同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 ，以使有关民族不再发生扰边事件。同时，中原王朝采取多种措施缓和与边疆民族矛盾 ，也是“天子守在四夷” 策略的具体运用。我 国古代王朝 ，在秦代以后的汉、唐、元等强盛王朝多运用武力拓边辟地措施 ，而宋、明等较弱王朝则多推行“天子守在 四夷 ”策略 ，其中明朝推行此策略颇具代表性
在明朝建立之初 ，太祖朱元璋根据当时形势 曾确定 了用 以御边的 “华夷 ”观 ，并颁布
《赐赏竺监藏等官诰》说 ：“朕受天明命 ，君主华夷 ，凡诸施设 ，期在安民。是以四夷之长 ，有能抚其众而悦天心者 ，莫不因其慕义 ，与之爵赏 ，以福斯 民。曩者西蕃效顺 ，为置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以官其长 ，使绥镇一方 ，安辑众庶。今复遣使修贡请官 ，朕如其请 ，特以赏竺监藏等为某官。尔其恪修厥职，毋怠。”朱元璋还曾指出：“
朕 当效古帝王之礼 ，俾作宾我朝。朕既为天下主 ，华夷无间 ，姓 氏虽异 ，抚之如一 。”
从朱元璋以上诏诰可以看出 ，明代 的 “天 子守在四夷”御边策略 ，是在 区分
“华”、 “夷” 民族的基础上 ，实行
“君主华夷”、 “华夷无间”、“
抚之如一 ”政策。如果作进一步分析 ，既可得知明王朝在边疆 民族地区所实行 的 “以四
夷之长 ，有能抚其众而悦天心者”，“使绥镇一方”，“与之爵赏 ，以福斯 民”策略 ，实际上是明朝尊重边疆民族传统习惯 ，任命边疆 民族中“能抚其众 ”而又“悦天心者 (尊从明朝皇帝意愿者)”的首领为当地长官 ，代表明王朝管理本民族。 明朝部分边 防将领和朝臣曾对“天子守在 四夷”策略根据御边实际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 。桂彦良 《上太平治要十二条》说：“夫驭戎狄之道，守备为先，征伐次之。开边衅，贪小利，斯为下矣，故日天子有道 ，守在 四夷 ，言以德怀之 ，以威服之 ，使 四夷之 臣，各守其地 ，此为最上者也 。”于谦在《兵部为边务事疏》 中指出：“朝廷之驭夷狄 ，本之 以大公 ，待之 以宽恕，来则不拒 ，去则不追 ，斯乃防奸御侮 、保边弭患长策。”于谦 《擒获达贼疏》 又说 ：“中国之驭 夷狄 ，固当振之 以兵威 ，尤当抚之以恩信 ，所 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 余子俊 《修举边备事》亦云 ：“自洪武初年克服以来 ，于各番开设安抚司长官衙 门，择其酋豪 ，授以安抚长官 ，俾各管束所属 ，无非所以抚之也 。在推行“天子守在四夷”御边策略时 ，古代诸王朝还实行尊重边疆民族传统的婚姻 、宗教及衣冠等风俗习惯 ，获得颇好效果。汉武帝时，下嫁细君公主于乌孙昆弥猎骄靡 。后来 ，猎骄靡因年老要求细君公主改嫁其孙军须靡 。细君公 主执意不从与汉俗反差极大 的婚姻 ，并将猎骄靡的要求奏报汉武帝 。武帝为 了保持同乌孙 的友好关系 ，曾诏告细君公主
“从其 (即乌孙 )国俗”[8]3904。明朝时 ，大力推行尊重各 民族宗教风俗政策 ，正如明人魏焕
若我太宗 ，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 ，盖有深意。”据《清高宗实录》 卷五百
五十一记载，乾隆皇帝在平定准葛尔叛乱时，曾要求维吾尔族 “衣服制度，不妨仍其旧俗”。乾隆皇帝在 《御制诗文十全集》 卷九中还赋诗道 ：“缠头环耳各随宜 ，何必衣冠尽改之。”
明王朝“天子守在四夷”之策 ，还表现在颁布政令严禁戍边将士、屯垦边民等进入边疆民
族地区垦种、抢劫 、破坏民族关系等方面。洪武二十二年 (1389)，太祖
“令守御边塞官军不得与外域交通 ，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及私市易者全家坐罪”。明人王恕 《参镇守官参随扰害夷方谢状》 说 ：“我太祖高皇帝统驭天下 ，虑恐大小官员军民人等 ，假托公差为名 ，前往外夷衙门生事扰害，需索财物 ，致生边患 ，故降敕谕金牌信符 ，及勘合底簿 ，关防诈伪 ，以尽抚绥之道。”《明会典．刑部十四 ·纵军掳掠》还严格规定：“凡守边将帅，非奉调遣，私自使令军人于外境掳掠人 口、财物者 ，杖一百、罢职 、充军。所部 听使军官及总旗递减一等 ，若军人不曾经由本管头 目，私出外境掳掠者 ，为首杖一百 ，为从杖九十 ；伤人为首者斩 ，为从杖一百 ，俱发边远充军 ；若于 已附地面掳掠者 ，不分首 、从 ，皆斩 ；……知情故纵者 ，各与犯人 同罪。”这类记载说明，在我国古代历史上 ，引起边患原因，既有边疆民族方面的，也有戍边将士和屯垦边 民方面的，所以要能防止边患发生 ，真正达到实施
“天子守在四夷” 策略目的 ，严格管理 中原王朝戍边将士与屯田边民违禁越界也是关键之一 。
综上所述 ，所谓“天子守在四夷”之策 ，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诸王朝在边疆地区认真实行
“华夷无间”、“抚之如一”、尊重边疆 民族风俗 习惯、不扰乱边疆民族社会生活等政策 ，以利边疆地区安宁 ，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不再发生扰边事件 。


三、“智 防”策略在“城防”工程中的运用
我国古代南北长城 ，是自战国以来的秦、赵 、燕等诸侯国和秦、汉、隋、明等封建王朝为
军事防御而修筑。长城的军事特性不可避免地在修筑长城地区的确定、长城具体走向的选择与
附设工程 的创制 、布局、兴建 ，以及防卫工程材料 的选用等方面都体现了在边疆防御中运用军事谋略情况 的客观性与复杂性 。
在古代 ，北方修筑长城地区的确定 ，与 中原王朝 和边疆 民族实 际控制区、实际活动区、地
理形势 ，以及当时的农区、牧区分界等均有关联。我国古代修筑长城的地区，有些是崇山峻岭
，有些是戈壁 、沙漠或草原 ，也有些则是沟谷或河流 ，这种种情况无不反映对有利于军事防御地
理条件的利用。如秦朝修复战国时燕 国与赵国旧有长城 ，使北方长城从鸭禄江西岸向西直达河
套西北的狼山高阙。那么 ，秦朝的西长城修筑在什么地方呢?司马迁 《史记 ·匈奴列传》仅记 载道 ：“秦灭六国 ，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 ，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 ，筑四十四县
城 ，临河 ，徙适戍以充之起临洮 ，至辽东万余里。”当代部分学者 ，因对上述记载理解
有误 ，故前往我国西北实地探寻秦朝西长城遗迹 ，曾以无果而告终。其实 ，秦朝时并未 土筑西
长城 ，而正如司马迁所说是“因河为塞”，即从河套到甘肃刘家峡以黄河为
“塞”，从刘家峡再到“临洮” 即今甘肃岷县则以洮河为
“塞”。这就说明，秦朝在恰当利用黄河 、洮河特殊地理条件情况下 ，把西长城定在了当时秦与西北羌人活动区的分界“河”上 。秦朝为了使“以水为城”
的西长城御边更为有效 ，遂在黄河与洮河以东“临河”处“筑 四十四县城” (初设时具有军事
堡垒性质 )，又在河东侧进行了“边山险” (即削山为崖 )工程 ，还在部分地段采取了 “堑溪谷”嬲措施 ，从而由 “河 ”、“县”、“溪谷”及“山险”共同构成了颇为特殊 的秦朝西长城。至于西汉 、隋、明等王朝修筑北方长城地区的确定 ，基本有类于此 。 历代长城的具体走 向，完全以是否有利于军事 防御需要、有 险可据来确定 。西汉侯应《十论边事疏》 总结战国以来所修筑长城情况说 ：“塞以来 ，百有余年 ，非 皆以土垣也 ，或 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 门”[8]3803-3804。西汉王恢也说 ： “蒙恬为秦侵胡 ，辟地数千里 ，以河为竞 (即境 )，累石为城 ，树榆为塞 ”。 《史记 ·匈奴列传》 还载 ：蒙恬所修秦长城有些地段“因河为塞”；汉高祖时 ，曾 “筑朔方 ，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 ，因河而为固” 。据甘肃省《山丹县志》记载，在山丹县境内焉支山之北草原上发现一段
“由壕沟、壕棱、自然河、烽燧、列障构成 ”的汉长城 ，在硖 口南 口 “
现存壕 沟全线共 59．95公里 ”。这说明，秦汉时有的地方筑土垣 ，有的地方利用山石垒城 ，也有以木篱笆、榆树林 、 自然河和堑山崖 、掘壕沟等为长城的事实 ，显然选择易守难攻之地的地貌、地物等天然条件确定长城走 向，并使长城连成一 线 ，不留缺 口，造成外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记载 自然都是御边军事谋略实际运用的明证 。长城附设工程的设计 、构筑都充分体现 了奇异的御敌军事谋 略。自西汉 以来 ，长城 内外多 构筑有附设工程 ，其中主要是烽燧 、“塞天 田”、 “土河”、 “柃柱 ”、 “悬索”、壕 沟、明窖 、暗窖、“木栅土栅”、“虎落”、“疆落”、“亭”与“障”等。烽燧 ，又称墩台，是长城 的重要附设工程 ，在长城沿线修筑很多。这一工程 的戍兵 ，负责用烟 、火与 “表” (报警用的旗帜)等报警。《明史 ·兵志》 载道 ，成祖敕云 ：“各处烟墩 ，务增筑高厚 ，上贮 五月粮及柴薪药弩 ，墩傍开井 ，井外围墙与墩平 ，外望如一 。” 明代韩霖《慎守要录》载道 ：明代墩台 “每墩以五人居之 ，红旗五竿 ，火器 、木石 、钩刀、枪弩备具。上多积狼粪火种 。凡贼来 ，放烟 ，昼黑、夜红 ，连结不散。如见贼结队将犯者 ，放一铳 ，起红旗一竿；贼远十里 ，连放二铳 ，起红旗二竿 ；贼远墩五里 ，连放三铳 ，起红旗三竿；贼近墩 ，放 四铳 ，起红旗 四竿”H 。戍兵以此进行及时、 准确报警 ，以便有效防御 。在长城外侧 ，古代御边时往往修造有“塞天田”、“土河”，并设置有“柃柱” 与
“悬索”等设施。“塞天田”亦称“天田”，是修造于长城外侧 3米左右处 ，几与长城平行 ，为铺有细沙或细土的长条状地带 ，约宽 2米 ，用来 留存来 到长城脚下敌人及其战马
的足迹 ，以此获知敌隋。“土河”一般修造 于山口、要道 处 ，其形制 、功能与 “塞天田”相同。 在古代进行军事侦察尤其夜间对敌观察困难情况下 ，此“天 田”与 “土河” 的功能 ，正好弥补了对敌观察与侦迹手段的不足。至于同样构建于长城外侧的 “柃柱”与 “悬索”，有些距长城较 远 ，有些距长城则较近 ，其中 “柃柱”是一种栽在地上的木桩 ，“悬索”是悬挂在木桩上、且连接诸木桩的芨芨草绳索。这一设施 ，是用以警示来到长城附近、不受 中原王朝统辖 的边疆民族止步、不得逾越 ，意为逾此即是入侵。
在边疆地区 ，“壕”、 “窖”、 “木栅”、 “土栅 ”等设施亦多有兴建。明代王任重
《边务要略》 曾说到明朝长城之外的部分附设工程 ，呈现
“城外有壕 ，壕外有窖 ，窖外有栅 ，明窖暗窖，各尽其地，木栅土栅 ，各因其便”的景象。这样的设施 ，对扰边民族骑兵既是明的障碍，又是暗的威胁 ，使其无法在入侵时进行奔突，颇有利于戍兵防守 。在边疆民族扰边中经常通行的
地方还修筑有部分“障”。这种设施 ，是供戍边将士守防的小城 ，多不在长城线上 ，其具有边防前沿堡垒的性质 ，既可侦察敌情 ，亦能抵挡敌人。
长城在修筑时，筑城军 民对 长城顶部建筑与设施在御敌 中军事作用考虑亦颇周全。战国、
秦汉时期长城的顶部建筑 因长城的毁圮已难知详情 ，如唐代《沙州都督府 图经》 (伯 2005号 )
曾记载说 ：“古长城 ，高八尺 ，基 阔一丈 ，上阔四尺。”然而 ，在这里则缺乏长城顶部建筑和有关设施的具体记载。至于明代长城顶部建筑，不仅文献有记载，而且也可找到现存实物证据。
据《明经世文编》等文献记载 ，长城顶部的两边 ，建有高 4尺左右的女墙 ，女墙上每隔数尺留
有一小方孔 ，作为观察与射击城外敌人用 ；同时 ，墙上部还留有豁 口，也作观察外敌与射击
城外敌人用。《明经世文编》 记载还说 ：在城“墙上各建营房 ，分兵扼护”_。魏焕
《论边 墙》也有城 “墙上修盖暖铺九百间”，以备戍卒过冬取暖之用。在明长城上还放置有大量 “木石”即 “滚木”和 “礓石 ”，当城外敌人攻城时从城顶扔下 ，用以击退敌人。看来 ，古代人们在利用“城防”工程御敌时 ，具体措施考虑得很周全 ，方法运用很得当，把长城完完全全建
成了隐涵着众多军事谋略的一项御边工程。


四、“智防”策略在“人防"工程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御边中的 “人防”工程 ，主要是 由具有智慧与能动力量 的戍兵 、“土兵”、屯田农
民、固有边民等构成的一个具有联防能力的御边整体。这种 “人 防” 工程 ，又与“城防”及其
附设工程共同构成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御边体系。“人防”工程 中各种人力 的布局 、使用及其具
体御边也都体现着军事策略的实际运用。
戍兵主要是 由朝廷派往边疆地 区、曾经经过一定训 练并具有一定军事素质 的正规军队，在
实际御边中是历代 “人防”工程 中的主体 和主导力量 ，在没有边界战争 的情况下 ，他们总是运 用“智防”策略与多种方式进行御边。“
摆边”是我 国古代在长城线上布防朝廷戍兵兵马的一种御边策略 ，也是在 “人防” 工程中运用军事谋 略的一种体现 。具体的“摆边” 方式有两种 ，即
在长城顶部“摆边”和在长城下敌人兵 马可能入侵之地“摆边”。明代
《冯元成文集 ·纪边事》记载 ：在长城顶部具体实施
“摆边” 时， “贼至，列卒垣 (即城墙顶)上 ，贼数万齐入，而我兵千里分守，数步一卒，是虏合寡以为众，而我分众以为寡也”。明代王琼 《西番 事迹》记载于长城下
“摆边”说 ：“北虏往往窃人我境 ，拒之则无人 ，觉而逐之则有甚不易者 ，公 (即王琼) 自画以各镇士马 ，凡虏可 人之地分布之 ，以拒其入 ，谓之摆边。摆边之策 ，神识妙智 ，公之才不可 以学而能也。”引据此看来 ，“摆边”之策 ，在“人防”工程中亦不失为运用以少御多军事策略的一种创造 。
“土兵” 习称“边兵”，是从定居边疆地区的各族边 民中征招而来 ，继而成为在边防将领统
帅下与朝廷戍兵协 同御边的军队。历代从边 民中征招
“土兵”，是因为边民在特殊的边疆环境中
既已练就了一定军事素养 ，他们一旦从军就成 了具有很强作战能力 的士兵。在历史上 ，很多人
认为 ，各族边 民特别是北方边 民，长期生活于边疆地 区，祖祖辈辈在干旱 、少雨 、风寒 、贫苦 等生活煎熬下 ，尤其累经战争磨炼 ，习养成了吃苦耐劳、 “多尚武节” ，“修 习战备 ，高上气力 ，以射猎为先”的民风 。如明代甘肃 民勤人 ，“俱能跃马横戈 ，即乡旅丁壮 ，一二匹夫 ，辄敢与虏对垒”。各少数民族边民，世代受游牧生活影响，使他们 同样养成 了 “俗 尚武力”、“有战阵则相屯聚”，勇于赴死  
与“好勇喜猎 ”[251717-7埔的风 尚。特别是部分边 民家庭 ，由
于受边疆战争环境的影响，变成了尚武“世家 ”。据《甘州府志》 记载 ，甘州 民 “俗 尚武 ，弓力尤劲 ，有以神箭世其家者” (即 “神箭世家”) ，民勤县边民中还曾出现过 “世袭指挥辈”(即 “军事指挥世家”) 。明代高官大吏 ，对边民尚武风尚多有述及 ，明代王
《论陕西用兵 事宜疏》称 ：“关陕之地 ，俗 尚武节 ，多有智谋 勇敢之人。”_5J3明代李杰 《论西北备边事宜三》 也说 ：“穷边之地 ，其 民习兵 ，幼识 战阵，知虏情状 ，骑射驰突 ，与虏争长必也。”嘲于谦 《覆大同守御疏》还认为 ，边疆人 民，武勇善战 ，是 因为边民 “遇有警急 ，一则不忍弃其祖宗坟茔 ，一则不忍毁其宗族产业 ，无不心怀敌忾 ，乐于战斗 ，比与山西 、河南调来操备官军 ，主客既殊 ，坚脆亦异 ，庶使民户无分析之患 ，军卫获有用之兵 ，所谓一举两得也。” 从上看来 ，征招边民为兵 ，并非边疆戍兵缺乏 ，也非戍兵战斗力不强 ，而实际上是为了增强御边军事力量 ，利用和发挥各族边 民的勇敢精神和军事战斗力 ，以利巩固边防。


结语
边疆地区的戍兵 “屯田” 和迁移农 民 “屯田”，从一开始就带有军事性质 ，实际上也是把军
事谋略运用于边疆地区农耕活动的一种重要体现。在历史上有不少文 臣、武将都对此发表过重
要见解 。明代知府慕 国典曾在其《开垦屯田记》 中说 ：“古圣帝王筹边之策 ，首重屯田，所以充 军贮抒民力也。”墙明代李东阳 《西北备边事宜状》说：“屯田之制，古今所重，论守备者必 先焉。”。明代于谦 《令诸将预定安边策疏》说： “足食者 足兵之道” 。明代陈全之
《蓬窗 日录》说 ：“食者 ，兵之命也。足食之道 ，屯田为上 ，输挽次之 。”明代庞 尚鹏《酌陈备边末议以广屯种疏》说 ： “食足兵强 ，为久安长治之计 ，诚莫逾此。”韶明代范济引他人话说 ：“有云 ：虽石城十仞 、汤池百步 、带 甲百万而无粟 ，弗能守也 。由是言之，兵者 ，城之守也；食者 ，兵之给也。非兵无以守城 ，非食无 以给兵。兵足而城安 ，食足而兵勇。兵 、食二者，有国之先务也。”“历史上 ，在边疆地区 “屯 田”，从来不是解决边疆普通边民吃粮问题的生产活动 ，而事实上是为了满足边疆戍兵的军粮之需 ，即达到
“充军贮 ”(在边疆贮备充足军粮 )与“抒民力 ”(减轻或免除内地农 民向边疆地区运送军粮的劳役之苦 )，所 以，其具有重要 的军事意义。自西汉起诸王朝在边疆地区“屯田”，军事意义远大于边疆地区经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