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尚武”精神对其“风骨”论的影响

  作者:王术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南朝士人普遍追求知识学养的博综,以及信仰的多元化,次门士族刘勰尤其是如此。《梁书》本传说他从小“笃志好学”,后来又“博通经论”,博览多通、弥纶群言,正是刘勰为学的特点。比如他自称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崇拜儒家五经,却又精于佛理,不废纬书。刘勰的祖父、曾祖父辈以“之”“仲道”“道民”“道宝”“灵真”等字命名,说明东莞(今属山东)莒县刘氏本是天师道世家,刘勰在书中大谈《河》《洛》天文、《周易》象数、稷下阴阳学、养气、胎息、卫气等,应当与其家世信仰有关。还有,他主张写奏者必须“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奏启》篇),说明他不废法家,有儒法兼综的思想倾向。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勰熟精《孙子兵法》,对兵家之道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作《文心雕龙》时热衷于谈论军事、武力、征战这类话题。比如,他在《程器》篇说:“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认为文才和武略,可以像左右手那样互相配合,文士也当习武。他在序言中提出文学应该为五礼、六典、君臣、军国服务,其中就包括文学应当服务于“军事”,他在《程器》篇又特别强调文士“摛文必在纬军国”,要求文士参与军事活动,担负起应有的职责。为此他特意作了一篇《檄移》,详细讨论这两种军事文体(尤其是檄),要求文士掌握其写作规范和要领,在征战中发挥作用。萧统编纂《文选》只选了五篇檄文,仅仅是备其体而已,而刘勰则设专篇对檄文进行全方位研究,并且将其排在讨论帝王政令文体的《诏策》篇之后,显示了他对军事武功的高度重视。

刘勰的“尚武”精神对其“风骨”论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影。资料图片

  一

  宋齐之世,出于避祸的需要,宗室大臣大都避免介入、谈论武事,社会风气普遍尚文轻武,而刘勰则公开提出士人“习武”论,或许这并不是他不知诫惧,而是他固有性情和偏好的自然表现。刘勰这种“尚武”意识的养成,离不开家世门风和地域文化的长期熏陶。

  莒县刘氏世居京口,这一点对于了解刘氏家族的出身和品性十分关键。京口一地,地广人稀,田多恶秽,经济不发达,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处于拱卫建康、沟通南北的枢纽。东晋以后,京口成为北府兵的发源地,为南朝数百年武力之所出,是关乎南朝政治走向的极为重要的军事重镇。

  南朝史乘称永嘉末年由中原流徙南来者为“楚人”,吴人又称包括淮南楚子在内的北人为“伧”。伧楚过江,大都停留居住在京口。晋成帝咸和年间,郗鉴以江淮伧楚充北府之兵,是最早以京口为根据地的北府镇将。后来谢玄组建的北府兵是此前溃散的北府武力的重新集结,淝水之战以后,北府将领刘牢之成为实际掌控者。东晋元兴三年,刘牢之的司马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势力,主力主要来自徐州、兖州,如刘裕、刘道规、刘道怜、何无忌、徐羡之、虞丘进、檀凭之、孟昶、向弥、刘毅、刘粹等,都住在京口,因此北府兵集团可以名之为“京口伧楚集团”。

  莒县刘氏也是居住于京口的北来伧楚。刘勰的从曾祖刘穆之,经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推荐,被刘裕招为府主簿,加入了北府集团,成了北府将领之一,奠定了刘氏的政治基础。刘裕在京口起兵,刘穆之助刘裕平定京口,平桓玄,又从刘裕征广固,还拒卢循,幕中画策,决断众事;刘裕北伐,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是一个文武兼备的杰出人物。刘氏第二代人物也多为武将,如刘穆之次子刘式之从刘裕征关、洛有功,封德阳县五等侯,追谥征虏将军。元嘉二十七年,宋军大举北伐,刘勰的从祖刘秀之节度杨文德、刘弘宗,震荡汧、陇,进号征虏将军。总之,莒县刘氏在晋末宋初以武功显,堪称将门世家。

  京口北府兵以骁猛善战著称。比如《晋书·刘牢之传》说谢玄招募“劲勇”,刘牢之、何谦、孙无终等都以“骁猛”应选,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又如《世说新语·捷悟》引《南徐州记》说:“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骁猛”“劲悍”是北来伧楚的性情标签,是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源泉,这一地域的彪悍之风逐渐被带动起来。《晋书·祖逖传》说祖逖居于京口,“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因此史臣评价祖逖的为人说:“原其素怀,亦为贪乱矣。”可见伧楚祖逖及其部下本质上是一批不守礼法的豪侠。最早组建北府兵的郗鉴也是这类武人,比如《真诰》卷八说郗鉴“无辜戮人数百口,取其财宝,殃考深重”,这种行径与祖逖武人集团的贪乱作风无异。